追溯历史演进过程中汉藏文化的交流，不囿于以传统历史宏大叙事逻辑而惯有的“古代如何~近代如何~今天和未来如何。这样一种‘刻舟求剑’的思维方式”来叙写汉藏文化交流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过程，或者寻找到可能存在的必然促使双方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与规则，而是在彼此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反思作为地域文化特质的藏族文化，从每一个历史阶段探索文化交流轨迹中不同历史背景的迥异内涵，文化走出自身地域的第一步常常伴随着与文化相生的政治和军事因素的衍变。

    唐朝和吐蕃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和一次次的会盟引发了双方文化交流历史的萌生，文化不是作为战争的附属品而成为双方妥协的交易品，而是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与碰撞给以文化内部一次自我调整的机会，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张力驱使着可能的社会因素以加深相异文化间的交融。文化彼此交织的政治诱因是文化的接触开启双方更大规模和范围的交往可能，文化交流的使者成为文化选择过程中的行为赋予者，不同文化在交织过程中不断整合和塑造，其中关于文化的解释、在文化内部适应中的文化表象及其所体现出的文化特质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步成为文化主体的一部分。在同政治、文化的载体、文化的使者、文化的整合过程中回溯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吐蕃和唐朝文化交流的历史开端中，文化交流的发展随着双方的交往逐步加深，在地域和民族差异的文化之间，文化呈现出其不同于政治和军事影响的客观性，彼此文化体现出的魅力也成为不同文化主体人群对汉藏交往过程的历史的表达和解释。

    在历史的漂流与移接中，唐、元、明、清时期汉藏文化的交流在文化的不同层面同文化相衍生的科技、文学、宗教和艺术等社会各领域密切相联.在历史的渊源中理解文化交流过程不同历史阶段的突出性的文化表象，从不同的文化层面和内涵中可以看出，文化交流在与政治相适应的过程中，从自身的特质出发，在交流的过程中主动寻找可以接洽的方式和途径，这种途径的选择有时是来自外在因素的推动和文化自我审度的结果.佛教传入吐蕃以后，宗教作为文化的载体成为藏民族文化的核心，与之，文化的传承和文化的表达均和宗教相生相进，政治和宗教逐步结合为政教合一体制的建立，宗教的社会主导地位在藏族历史文化的建构中逐步形成完整的宗教文化体系。寺院不仅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它涵盖着西藏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甚至军事和民众的生老病死.因此，在历史的回忆过程中，汉藏文化的交流是具有鲜明历史阶段特征的中原文化和绵延的藏传佛教文化不断接触的过程。藏传佛教文化同中原文化接触之时，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的交流较之内地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双方文化交流的开始伴随着佛教从内地传入吐蕃并由此书写了拓延不断历史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