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传的过程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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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两千多年前的大汉王朝，佛教东传的具体行迹旱已湮火在滚滚向前的历史长河之中，所幸后人仍可依据古文献中的记载与考古资料以作遥想。然而正是由于历史的复杂性与模糊性，长久以来，人们对佛教东传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存在着争议，其中以传人的时间和路线问题最为关键。
首先，关于佛教初人中国的时间，历来说法纷杂。其中以西汉末年伊存授经和明帝永平年间遣使求法两种说法可信度最高。前者说的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在长安向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此说最旱见于《三国志·魏书》裴松之注中所引，此后又有《世说新语》《隋书经籍志》《太平御览》等历代典籍记载，可见其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后一传说最旱见于《四十二章经序》、汉末牟子《理惑论》等篇目，记载厂东汉明帝夜梦金人飞于殿前，次日问群臣，得知西方有得道者日“佛”，于是派人出使西域访求佛道的故事。此说颇具神秘色彩，为址匕学者所疑，认为明帝之梦以前或已有佛法。哀帝时有伊存授经，永平八年(公元65年)有明帝给楚王英所下诏书，大臣傅毅也已经听闻大竺有佛教，可见当时佛教已经传人中国，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流传开来，甚至引起厂上层统治者的注意。因此，将明帝感梦求法作为佛教最初进人中国的时间这一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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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汤用彤先生又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汉明帝永平年中，遣使往西域求法，是为我国向所公认佛教人中国之始”笔者认为，这里的“公认”佛教传人之始，不是单从时间概念上确定的，而是从该事件的标志性意义来看。其一，伊存授经虽为事实，然景卢仅是博士弟子，尚未步人仕途，其影响力有限，对佛教的传播助益不大。其二，明帝之梦虽为虚妄，也许是受到当时13纬之学影响而产生的附会之说，但其派遣使者出使西域求法的事实不必完全推翻，而且该传说的神秘性和传奇意味对于一种宗教的流传来说是有利的。其三，汉明帝在佛教传人过程中起到厂重要的标志性作用，代表着汉代统治阶层对佛教的官方认可，尽管在此后不短的时间内，佛教与黄老之术相混淆，但明帝求法确实是佛法作为信仰而系统性地输人中国的一大契机。而且佛教传人是一个缓慢浸没的过程，很难找到一个确切的时间点。因此，以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作为佛教人中国之始的标志有其合理性。
其次，关于佛教传人中国的路线，传统的主流说法是通过张窍之后开通的“丝绸之路”经西域向东传人长安、洛阳。但经过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不断有与佛教有关的汉末文物出土，主要以佛像为主。上世纪末，由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馆和日本龙补大学联合组成的“佛教初传南方之路”课题研究组沿长江流域开展厂实地考察，调查成果收录于《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这此考古资料不仅填补厂汉末三国时期川蜀一带佛教资料的空白，还勾勒出厂佛教初传的两条南方之路:一是东南方向自“海上丝绸之路”而传人江淮地区;二是西南方向自滇蜀道而传人四川地区
从考古资料来看，南传之路的实物佐证更为丰富，然而从历代典籍来看，由西北丝绸之路传人的史料记载更充分。这与南北路线传播者的身份与传人的内容有关。一方面，北传路线是官方主持开辟的丝绸之路，往来之人大多是社会的上层阶级，如使臣、文士等，他们在文化交流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官方的意识形态。而许多西域高僧也在与这些人的交游中经由此路来到内地，带来厂旱期的佛教经典与佛法教义，第一座佛寺白马寺也在官方的支持下建立起来。这此是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哲学，要想加深其影响力度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南传路线主要是往来贸易的古商道，传播佛教者多为社会的底层民众，如商贾、旅人等，他们看重的是佛教这一异域文化的新鲜感，而佛像便是带有艺术性质的物质载体。这是佛教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要想扩大其影响范围的前提。总之，佛教传人中国的路线是多元的，但不同路线的传播各有其特点，在论及佛教对中华文明影响之深远时，西域一线无疑是具有主导性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