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于体制的转型期，殡葬法规不健全，自1997年7月由国务院颁布的《殡葬管理条例》，在实践中曾经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但由于只是行政性的法规，缺乏足够的权威性和操作性，兼之其中有些规范化比较宽泛、有的与殡葬业市场化、法制化的内在要求不尽吻合，颁布几年以后，与殡葬业改革发展和政府实施相关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趋势逐渐形成较大的差距。全国没有一部完整的殡葬法，法律效力不强，有不少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就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很难以理服人。究其原因主要如下:
(一)旧体制的惯性
现行的殡葬法规脱胎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几乎垄断了所有的社会资源，通过计划手段来分配资源和实施行政管理。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国经济开始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但是体制转轨并非是一蹦而就的，旧体制仍然存在很大惯性。一方面，政府受到旧的体制、观念、方法、政策的影响，总是自觉或小自觉地出现一种留恋“权力”和威严的倾向:紧紧抓住手中的资源，通过分配权来显示其“力量”，不愿将本不属于自己范围的权力还给市场，不愿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不愿给市场主体更多的自主权，自认为这也该管那也该管，要是放手不管了，肯定乱。结果必然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过大，超出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也就不可避免了。另一方面，有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初步建立，发展很不完善，在殡仪服务领域，市场机制还未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缺失，社会中介机构还处于小而乱的局面，市场运作对政府的行政管理力量还有较强的依赖性。而传统的政府管理体制仍有较大的惯性作用，所以政府还在相当范围和深度上对于殡仪服务领域的活动和市场运行进行干预，这必然导致行政审批范围过宽，审批事项过滥的现象出现。
(二)政府利益取向偏差
政府设立行政审批的最初意图在于通过对某些社会事务或经济活动加以管制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就隐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即政府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其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是一致的。通过政府，可以纠偏市场失灵，从而实现社会福利。从理论上说，这一假设是符合逻辑的。然而现实并非如此。正如公共选择理论所揭示的，政府官员也是“经济人”，他们也在无时无刻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政府机构，都有自己的行为目标，而这些行为目标并不是自然而然与社会公共利益间划等号。正是由十政府行为目标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存在差异，殡葬行政审批已严重背离其应有的功用。审批人员往往利用行政审批为自己或本部门谋求更多利益也就不足为怪。从表面上看，审批事项的增多会大大增加审批部门和人员的土作量，一般情况下各部门应当是尽可能地减少审批项目。但现实情况则恰恰相反，增设审批项目、扩大审批权几乎是所有部门的共同想法。如此看来，支撑现行行政审批制度扩张的利益基础不是社会公共利益，而是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甚至是官员自己的私利。
(三)行政监管手段落后，监管体制不完善
目前，殡葬审批的监管手段主要是年审制度，许可证的年审仅是一种形式，起不到监管应有的作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其行政管理过程中，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基本上是不实行这样的年审制度，对许可证使用的监管是通过平时的管理来实现的。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影响，殡葬管理模式过多地考虑管理者的便利，缺少“市场化”的价值取向，各级政府已习惯于旧的监管方式和手段，行政管理手段单调，认为审批就是管理，似乎除了把好“入口”关外，没有其他的管理手段和方法。政府习惯十沿袭行政管理的既定模式:审批、收费、处罚。行政审批俨然成为“监管”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