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是一个以个人利益、权利和契约为纽带的自治社会，村民社会作为市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村民社会也无可厚非的应是一个具有自治属性的自治社会。但中国曾一直是一个浓重儒法传统的乡村帝国，国家政权一直辐射到乡村地区，乡村社会自治权利的取得和实现有赖于人民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乡村自治权利是直至改革开放后，随着《村委会组织法》的颁布，其自治权利才在法律层面得以明确下来。乡村自治权利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国家权力与村民权利的行动界限。
墓葬事务乡村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由此，从理论上讲，墓葬事务应是村民的个人事务，村民对其应享有绝对的自治权，并且根据上文阐述可知，此种自治权应受到国家宪法的尊重和保护·。在我国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都未对村民的此项自治权利进行干涉。但这种情形在近几年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介于村民自治下乡村墓地形成过程中出现的违法改变土地用途、乱修乱建、大修大建等浪费耕地等问题，国家便在《殡葬管理条例》《公墓管理暂行办法》两个立法中明确的禁止村民对乡村墓地的形成事务继续自治，继而企图套用城市墓地形成制度的成功经验，对乡村墓地形成制度进行改革，以便在节约耕地的基础上，实现乡村墓地形成制度规范化的发展。
从市民角度来看，国家此举，虽是正义之举，其主观目在于避免乡村自治存在的不足，避免出现土地资源的浪费，最大限度的为村民节约耕地，保障乡村的长远发展。但一个制度效果的好坏会受时间、空间、人员等综合因素影响。在城乡墓地形成问题上，在人员素质、宣传力度和接受度、认可度以及普及力度都没跟上的同时，贸然的套用城市成功经验，难免会出现刻舟求剑的效果。
特别是在近几年，随着乡村村民受教育人群范围的扩大和村民受教育程度的加深，村民自我意识己大幅提升，村民己经善于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去正确的理解和解决问题，其行为亦不再是盲目追随固有传统，也正是基于村民的这些改变，村民在墓地形成问题上，一改以往村民个人自治下盲目追求墓地风水和乱埋乱葬的作风，开始以村集体为单位，统一的对乡村墓地的具体形成过程进行规范和管理，并最终实现了规范建墓和节约耕地的双赢局面。由此看来，新一代村民在乡村墓地形成问题上是具有相应自治能力的，国家应着眼于乡村实际，在乡村墓地形成问题上，将自治权归还给村民，在必要时，国家应对村民墓地自治权的实现创造条件和进行必要的引导、扶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