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个厚葬盛行的时代，《盐铁论·散不足篇》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汉代的陪葬品涉及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等方方面面，陪葬品是孝子贤孙为逝者建构的一个完全如生前一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状态，这一葬俗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平民百姓与统治阶级共同推动的结果。陪葬品打通了人间世界与地下世界的阻隔，一方面加强人们对地下世界真实存在的笃信，为政治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提供支撑;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利用地下世界对陪葬品的需求及生活秩序的安排，调节着人间世界的财富、构建了穷困百姓的精神寄托，以此缓和阶级矛盾。
首先，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肯定地下世界的存在是维护其政治理论体系的基础，若地下世界是不存在的，那么长生不死的追求、宗庙祭祀的信仰、符瑞或灾异等就都不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如此一来，统治阶级倡导的孝文化及天子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都会动摇。因此，地下世界不得不存在，不仅存在，而且汉代人们还根据人间社会的官僚机构为地下世界制定了一套官僚体系。这就为汉代人们“器用如生人”的陪葬品提供了场所与寄托。这在陪葬品上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印章。印章作为陪葬品在汉墓中普遍存在，目前挖掘的大型汉墓中皆有印章的出土，随葬的印章有官印也有私印，官印主要体现逝者的社会地位，私印主要体现逝者的姓名身份。随葬的印章在地下世界仍然用于确认身份和地位，以敬告地下世界的官吏。其二，遣策、贝冒方与告地策。《仪礼·既夕礼》日“书遣于策”，郑玄注:“策，简也。遣，犹送也。谓所当藏物茵以下。”就是说随葬物品的清单写于遣策上，贝冒方的作用与遣策一样，《仪礼·既夕礼》日:“书帽于方”，郑玄注:“方，板也，书帽奠赠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贝冒方的作用与当下的礼簿的作用非常相似，作为随葬品则极有可能是仿照生前世界构建地下世界的人情网，不过这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与遣策、贝冒方功能一致的告地策还兼具着另一项任务一一将随葬物品书写在木犊或竹犊上告地下官吏。如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一枚木犊，写着“(景帝)四年后九月辛亥，平里五夫二怅僵敢告地下主:僵衣器物所以祭具器物，各令会以律令从事。”将所有随葬物品交予地下官吏使其按律令从事，证实了地下世界及其地下世界官吏存在。其木犊上书写的姓名、籍贯等与随葬的印章相吻合，有证明身份及随葬品所有权的作用。其三，镇墓文。如初平四年王氏朱书陶瓶镇墓文“初平四年十二月己卯朔十八日申直危。天帝使者谨为王氏之家后死黄母当归旧阅，慈告丘成、墓柏、地下两千石、篙里君、墓黄、墓主、墓故夫人、诀曹、尚书令、王氏}c中先人。无惊无恐，安稳如故。令后增益财口，千秋万岁无有狭咎。谨奉黄金千两，用镇}c门。地下死籍消除。……转要道中人。和以五石之精。安}c墓，利子孙。故以神瓶镇郭门。如律令。”镇墓文旨在解除丧葬动土对神的冒犯，是对地下世界鬼神存在的证实。
其次，汉代统治者需要借助大量的陪葬品消耗社会财富，抑制商业的发展，鼓励农业生产，以此巩固社会的稳定。汉代长期的社会稳定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盐铁会议讨论盐铁归官营还是私营就可见一斑，到东汉时期，地方豪强壮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财富日益增多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愈加突出。汉代统治阶级为了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在商业过度发展的时期则鼓励厚葬，其实质则是为了消耗过多的社会财富。汉代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都是惊人的丰富:日常生活方面则有大量的衣服、布料、钱币、礼器、生活器皿、生产工具;学习娱乐方面有文书工具、武器、乐器、天文仪器、酒令器等;固定资产方面有车马模型、建筑模型、田地池塘模型、稚房、俑等等。汉代马王堆汉墓中陪葬的衣裳涵盖绵袄、袜、手套、香囊、袱、巾等等，还有陪葬的奴仆人偶近300个，衣、食、住、行等安排尽可能的周到。如此丰厚的陪葬品消耗社会财富的能力是极为可观的，不过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则是“约生以待终”，过多的社会财富被埋葬于地下，严重影响了生者的生活。
最后，地下世界给予了穷人精神寄托，他们渴望在死后拥有大量财富，过上上流阶层的生活。随葬品中的买地券则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如考古发掘的公元171年的孙成买地券记载:“……左骏厩官大奴孙成，从洛阳男子张伯始卖所名有广德亭部罗陌田一盯，贾钱万五千，……根生土著毛物，皆归孙成。田中若有尸死，男即当为奴，女即当为脾，皆当为孙成趋走给使……”孙成的官职在汉代只能称为奴，然则可用一万五千钱买地，并且让所有范围内的尸死成为其奴脾，可见其死后的身份地位与社会财富较之生前有天壤之别，然而正是因为地下世界给予了穷人这样一种精神寄托，才能使他们在生前可以安于命运，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下的“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