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传统的有效性大于生命力，有些反之。当某传统的有效性重于生命力时，则很容易因环境而变化，被舍弃;当某传统的生命力大于有效性时，则不易因环境而被舍弃，相反，它会以适应环境的新表现形式而被传承下去。”而环境在村庄中，则很大程度包含了社会舆论，通常用“为人”这个词来概括。陈力丹在《舆论学一一舆论导向研究》中提出“舆论这个词汇是由‘公众+意见’构成，不论中外。舆即公众，论即意见。”“一定空间人们的相邻密度和交往频率越高、空间的开放程度越大、空间的感染力度或诱惑程度越大，形成舆论的可能性越大。”村庄，是形成舆论场效应的发展地，村庄中人群聚集在一起，尤其事件发生后，民众对他人“为人”的评价，会形成一个无形的舆论场，制约人的行为，影响民众的价值观。
在丧葬礼仪中，我们随处可以听见他人对亡者的言语评价，包括“外家”人对孝子孝女们的“下话”，都体现出农村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与判断。其中“为人”这个词出现频率是很高的，它表示民众建立和维护社会关系的各种行为，另一个意思是用来评价个人或家庭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这是一个人成为“社会人”的重要指标。人们衡量一个人的标准是多样化的，“人死为大”，评价亡者一般会努力展现亡者身上好的一面，如“老实本分”“机灵勤奋”。在正常死亡中，村里其他人谈论起亡者时是平静的，以一种惋惜的态度提起亡者，“也病了时间长哩。”说起他的为人处世“那一辈子还是老实本分的。”若一个人各个方面都很不错，通常会用“有本事”这个词来概括他的为人以及他的成就，也许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钱或者有实力，仅仅是因为对方在艰苦的环境下拉扯大自己的孩子或者是农活干得不错，将自家小日子经营得很好，都配得上这个称呼。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孝敬父母或者小偷小摸，大家也会开玩笑地说“把祸害除了”。
舆论总是发展迅速。乡土社会的地方性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一种特色。“中国的乡村，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因此个人就是社会，是能够被整个集体所评判的个人。事情发生后，民众除了对亡者本身，对事件评价，也会对亡者亲属，对仪式进行评价，因为丧礼是否办得隆重也是人们看待子孙们是否孝顺的重要指标。大家讨论着亡者亲属在亡者得病期间对其的态度“儿子还挺孝顺的，在跟前伺候了时间长哩。”“女子也都轮流照顾呢，我听说是XX(亡者女儿)还接过去住了几天。”“我看女婿没来。”“可能有什么事走不开吧。”在农村，特别看重子女对父母应尽的责任，即使平日不常与父母相处，但如果在父母生病甚至是丧葬时不在身边，那会被大家所唾弃。“孝道所系，稍有疏忽，不但被人窃笑铿吝，而且被讥为大逆不孝。”“每一代都要偿还上一代的养育债，也要求下一代最大限度地偿还自己。在一些基本观念中，烧纸的风俗将一般的交易活动转变为体现人们的‘孝’和‘仁’的礼仪，由礼和仪促成的行为，当然就完全是一种做人的技巧，这是关于为人的道理，对于这一点，中国人尤其看重。”若是想要在村庄生活，那么“为人”是非常重要的。每个家庭所举办的几乎所有仪式都是“为人”的场合一一对于“随礼”者来说，是进行“为人”之行动;对于仪式主家来说，是体现其“为人”成果。“就坐了有20桌，席办的大得很，来的人多太。”" XX就是人缘好，儿子也有出息，同事都来了，坐了几张桌子。”仪式的举办，对于亡者是一生“为人”的交代，对于亲属是“为人”的继续流转，对于客人是“为人”的行动。这样的完整互动，每个人都能从其中得到想要的，使得仪式生生不息。通过“为人”规范人的行为，制约核心生命力与随机变化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