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墓园中，墓碑是逝者最鲜明的身份标识，墓碑的造型、材料，墓碑上的墓志铭以及雕塑，都充分诊释了墓主人的身份和性格，也娓娓地述说着逝者生前的浪漫故事。所以，对于不同墓碑的不同设计在城市公共墓园中也显得十分重要。当然，这也需要根据墓园中不同的分区情况而定。个性化的墓碑既要创造艺术性，给人以新颖、美感的基本文化体验，也要符合整个墓园的风格趋向和具有的时代精神。现代殡葬文化要求的绿色生态和简约内涵也应该在墓碑艺术中有所体现，法国拉雪兹公墓内的墓碑即是代表，以及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墓园中也可以见到很多温馨的墓碑。不规则的、雕塑的、卧式的等各种形式墓碑都可以出现在墓园当中，当然，在借鉴西方优秀墓碑艺术的同时，也要找寻我国自己的墓碑文化特色。
在我国古代，墓碑是重要的艺术载体，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雕刻、碑文和装饰。从雕刻方面来说，墓碑从选材，到形制设计，纹饰设计，最后再到雕刻，均是刻工的匠心所在。刻工这个职业因在古代被认为只有技术没有文化内涵而被时人忽视，所以大多数墓碑的雕刻制作，均不知其作者为谁。但在物勒工名制度的影响下，也有一些匠人被历史记下，如东汉时期隶书石刻的作者:制作《武氏石姻》的石工孟孚李和弟卯，以及制作《樊敏碑》的石工刘盛和息燥书等。
墓碑艺术是雕刻的艺术，当墓碑上的文字和纹饰确定以后，刻工便会将其刻于碑上，而雕琢的过程称为“刊”或“镌”。有关雕刻的技法，在宋代《营造法式》卷三石作制度中有专门的记载，一般分为四种方式:“一曰剔地起突;二曰压地隐起华;三曰减地平银;四曰素平。”“剔地起突”是对石材的底子剔除较多，使雕刻对象更加立体，起伏大、层次多，与现在常说的高浮雕类似;“压地隐起华”与“剔地起突”做法类似，但起位较低，立体感被削弱，其最高点不超过平面;“减地平级”就是只对材料做简单的线条刻画，对材料底子剔除非常少，大约1毫米左右。前三种一一对应现在常说的高浮雕、浅浮雕和线刻。最后一种“素平”是把材料表面打磨平整，不做雕刻。墓碑雕刻对上述技法都有所表现，不同的朝代对墓碑雕刻方式’的喜好也不尽相同。如汉朝墓碑的雕刻技法更多喜欢采用“减地平银”的方式，在《鲜于磺碑额》上可以看到其正面左右对称的青龙和白虎兽纹，以及墓碑背面刻的朱雀纹，都是采用线刻的方式描绘。而唐朝墓碑出现很多“剔地起突”，也就是高浮雕的墓碑作品，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的艺术繁荣和文化宽容的特点。
碑上的铭文一般请专人撰文书写，再交由刻工雕刻，虽然呈现在墓碑上，其实也是我国书法艺术的一部分。碑文的字体以篆书、楷书、隶书为多，因其字形规整易识，较为符合墓碑的功能要求。墓碑上的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有三座高山，分别是汉碑、魏碑和唐碑。汉碑主要由隶书书写，甚至可以说，汉碑就是汉隶的典范，以至后代流传甚广。汉代殡葬文化浓厚，殡葬制度亦成熟，汉碑作为汉代殡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汉代石刻具有不同的意义。以至于碑上文体也有相应的规范，即诛文。有的碑文长达千余字，详实地记载墓主人的姓名、生卒年、职业和生平事迹等。最为著名的汉碑莫过《曹全碑》，其笔势稳健、端庄秀丽，是谓汉碑典范，至今被人们临习。魏碑主要以石刻、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等方式呈现，被认为上承汉隶，下启唐楷，皆有隶书楷书的风韵。虽然是过渡性字体，但总体呈现出楷书的特征，结构严谨，朴实敦厚又不失灵动。《元祯墓志》是魏碑墓志较为典范的作品(图3-7)，其笔法气势雄奇、茂实刚劲。唐碑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发展为正楷书写，而又因当时立碑之风盛行，给楷书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与此同时，雕刻技艺的进步，同样为唐碑的呈现增色不少。
墓碑上的装饰也十分丰富，除了前文所提及的神兽图案，还有几何形图案以及写实性动物图案等，不同时代对墓碑装饰有不同的偏好，如唐代的墓碑上常常出现植物花卉纹饰，这在《大智禅师碑》上便可以看到。
由此可见，墓碑作为殡葬文化的一部分，所承载的艺术内容十分丰富，但在今天模式化、机械化的生产下，墓碑中所彰显的艺术价值和体现的文化内涵正在J漫慢流失，人们是否应该反思，是否应该重新认识这张“逝者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