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其实源于美国的死亡教育。死亡教育由来己久，却长期为美国社会所忌讳。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这一局面终因客观现实的改变而发生改变。1928年，约翰·C·杰伯哈特(John C. Gebhart)以一篇主题为丧礼的文章开启了美国死亡教育研究先河。紧随其后，希尔维亚·安东尼(Sylvia Anthony)于1940年著书立说，探讨儿童的死亡概念。五十年代末，死亡教育己开始作为教育的内容走向美国整个社会。而我国的生命教育起步较晚，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人们更多地从课堂教育的角度去思考生命教育的实现途径，往往会忽略现实生活的各方面可以进行对生命、对死亡的理解与教育。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使得一些传统遭到了破坏。
1.以家庭为主的危机
家庭的经济状况，个人或家庭在家族或宗族中的地位，人际关系、人情面子观念等因素都会影响现如今的壮族丧葬仪式的规模。马头镇的丧葬仪式以“孝”作为一个基本点来进行，所以很多人追求厚葬，以此展现最大的孝心。但我们要看到隐藏在厚葬之风下的危机，一般的农民家庭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丧葬费用，因而他们选择薄葬。奢华的厚葬不会遭到谴责，但薄葬确实会遭到一些非议，事关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与面子，选择薄葬的农民家庭甚至会面临被社区其他人排斥的危机。除此之外，在80-90年代国家通过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进行严格控制，使得很多传统的壮族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原有丧葬结构。比如一些独生女家庭，老人面临着无子送终的尴尬局面，打破了传统丧葬活动固有的社会功能，丧葬仪式所蕴涵的孝与和的观念面临着慢慢退场的危机。
2.现代社会对于葬式的干涉
现如今，政府积极宣传与推广火葬，认为土葬存在对环境的污染、浪费生产用地等的弊端，但目前的马头镇很难全部做到放弃土葬。二次丧葬习俗深深影响着每一代马头人，即使对于逝者他们采取了“火葬”，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二次葬，其家属同样需要请道公等仪式专家团队对骨灰盒作法，其仪式过程与正常下葬的过程一样，且也同样需要等待三年多的时间另行二次葬。完整的二次葬反映了壮族人独特的社会关系和对传统丧葬文化，以及深深根植于每一个壮族人心中的灵魂崇拜和祖先崇拜。现代社会对于壮族葬式的干预需要循序渐进，不能以强制的手段进行。同时，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维持壮族丧葬仪式的完整性同时能响应国家政策，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找到最佳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