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到隋唐时期的考古研究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而开始。新中国成立以来，秦汉墓葬的发掘与研究，其数量之多，学术意义之深远，社会影响之重大，在中国考古学上都是非常突出的，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始于60年代初，当时的考古工作仅仅是对陵园地面遗址进行调查，近20多年来，秦始皇陵的考古工作以兵马俑坑的发现为契机，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果。主要开展的考古工作有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帝陵西部的铜车马坑，陵园与陵区内的陪葬坑、陪葬墓和刑徒墓，帝陵陵园的陵寝建筑遗址的发掘等。199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织编写的《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该书详实介绍了1999年对秦始皇陵的考古成果，近20多年来，秦始皇陵的考古勘查与发掘，奠定了秦代考古学的框架，填补了中国考古从先秦到西汉间的重要缺环。
西汉帝陵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60年代对武帝茂陵的调查。70年代开始对西汉帝陵进行全面勘查，初步了解西汉帝陵的分布、地面及其陵墓、陵园、陵寝建筑，陵邑和陪葬墓的形制特点。在此基础上，先后于80年代初和90年代开展了宣帝杜陵和景帝阳陵的考古发掘工作。宣帝杜陵的考古发掘工作主要是大面积揭露出陵园司马门、帝陵寝园(包括寝殿和便殿)和皇后寝殿遗址，考古专刊《汉杜陵园遗址》己经出版。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发表了《19821983年西汉宣帝杜陵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84, 10)这一工作在中国陵寝制度史研究方面是个重要突破，它促进了对秦汉陵寝建筑形制、礼制制度和汉代宫殿建筑布局结构的考古学研究。景帝阳陵的主要考古工作是对陪葬坑和陪葬墓区的勘查与发掘，这使我们对西汉帝陵陪葬坑和陪葬制度的认识更为全面、深刻。在阳陵陵园之内己探明陪葬坑78座，在陵区东南部和西北部还发现24座陪葬坑，这反映阳陵受到秦始皇陵影响之深远。这一时期发表论文也很多，如1980年发表了《汉景帝阳陵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1980.1 >, 1999年发表了《汉阳陵园内发现大量从葬坑，出土大量珍遗文献》(《中国文物报》1999.11，同期，刘庆柱、李毓芳两位先生发表了《西汉诸陵调查研究》、《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等文章，体现了这一时期西汉帝陵考古研究课题的部分成果。
对隋唐的陵墓也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并多以发掘简报形式公开发表。1965年陕西省考古所发表了《唐建陵探测工作简报》(《文物》1965年第7期)，1966年发表了《唐桥陵调查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1986年径阳县文教局调查组发表了《唐贞陵调查论》(《文博》1986年第6期)，其中以刘庆柱、李毓芳发表的《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五辑)为代表。他们对研究关中唐十八陵陵寝建筑形制提供了珍贵史料。
上述墓葬的考古勘查、发掘，使人们对秦汉以来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历史上不同时期古代墓葬的发展，丰富了相关时期物质文化资料，成为了当时社会历史的缩影，促进了其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