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化，其首先的接受者主要是士人阶层等。在中国，士人这一阶层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影响者。佛教要在中国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们的态度。可以说他们的喜好可以影响中国整个社会的文化风向。中国社会推崇有识之士.使士人这一阶层受到百姓的崇敬，认为他们值得信任、学习，因而竞相模仿其言行。佛学作为一种思想被广大的士大夫、文人所接受，他们通过吸取禅宗佛教的哲学观、修心养性的路线和通俗语录的表达方法，为新儒学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其次，将禅宗作为平衡心理的手段，把丛林当作避世的退路，为政治失意者提供精神上的安慰和人生出路。

    中国儒家哲学注重的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但社会毕竟是现实的、复杂的，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不论其它方面，仅科举取士这一点，其残酷性就使多少人做官的梦想破灭。虽然这是出于时代的关系，但从客观上却促成了这些在仕途失意者、不得志者对佛教的信仰，使他们脱离现实的残酷。下层群众信仰佛教也许没有士大夫那些因素，仅是一种机械的模仿，但这就已经增加了佛教的信仰人数。因此，也就会影响到其对丧葬观的改变。在史料中也可多见到对士大夫阶层喜佛的记载，欧阳修、王安石等好佛，这是众所周知的，不加赘言。李纲在其对黄伯思的记述中提及，“公初不甚信释氏，遭会稽公丧，读佛书，恍若有悟，遂笃好之，奉事精谨。将没之夕，沐浴易衣，西向修念佛三昧而逝”。同另外，南昌县垂吴彦申“晚节颇喜浮屠氏书，能达其要旨。将段，知时至。疏食逾旬，屏左右衣冠而化，其践履所至如此”。同此类记述在史籍中多见，在此就不再多加引述。而且这些精通儒家礼仪的士大夫、文人对火葬也“鲜不溺焉”。贾同亦说:“间阎既以为俗，而渐染于士大夫之家，亦多为之。”网宋真宗时，节度判官朱炎，“学禅久之”，读《楞严经》，……“炎后竟坐化”。u}这些对下层群众的信仰产生重大的影响，增加了宋朝的佛教徒人数，从而间接影响到宋朝的火葬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