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祭是我国传统祭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各地积极促成多种内涵的公祭活动，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等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公祭除了体现其经济功能，国家认同(李向平，2007)的政治功能，还有必要培养与拓展其文化社会功能。在这方面香港等地城市化过程中探索出公祭文化的新内涵:"1.从祠堂坟墓到道观祖堂—祭祖空间的城市化。20世纪60年代以来，香港道堂增设安放骨灰皂与灵位的祖堂，这因应了这一城市化进程，将传统祠堂与坟墓的功能合而为一，祖先骨灰皂与祖先牌位并列于同一个空间，而且这个空间，还是宗教意义上的神圣场域。2.从各扫祖墓到集体法会—祭祖行为的公众化。从20世纪50年代政府禁止土葬，到60年代道堂内设祖堂的普及，再到70年代在道堂内举行清明思亲法会成为定例，清明节到道堂内祭祖和附荐先人成为香港的新节俗。在这过程中，香港道堂根香港丧葬风俗的变迁，调整了自身的社会服务定位，从宗教场所到宗教仪式都进行了一系列的调适，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我们看到，宗教社会团体的适应性角色转换，为香港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与传统文化提供了和谐共处的可能，并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政府条令与民间风俗之间的正面冲突。3.从一家之祖到天下之鬼—清明思亲法会的公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