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明末清初的时候，佛教与基督教在华相遇交涉的结果之一，就是两大宗教之间进行过深层次的内部对话。在它们交往的过程中，互相学习彼此在传道、组织、教育、社会服务方面的经验为己所用，彼此也受益匪浅。佛教界人士也纷纷效仿基督教，开始组建现代的教团组织。这些佛教团体成立后，不仅致力于佛教自身的整顿和近代复兴，而且积极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进僧伽制度的整理。在政府制定一系列的宗教法规的过程中，这些佛教团体一方面为政府献计献策，另一方面为了维护佛教的利益也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与政府斡旋。

      “庙产兴学”运动不仅对传统佛教以寺庙为中心的运作模式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而且给当时的政府巨大的压力。一方面，当时的一些热心教育的人士要求以寺产兴办教育，一些人更是“纷纷攘夺寺产，假借团体的名义，毁像逐僧者有之，苛派捐项者有之”。7另一方面，佛教界人士各大团体为了佛教利益奔走呼号要求政府颁布法令保护，于是近代意义上的宗教法规由此应运而生。

      民国期间的宗教法规，皆以中国传统的宗教如佛道教为规制对象，对于寺庙的管理已经涉及到僧伽的教育、主持制度、剃度传戒制度以及庙产的所有权等内容，对宗教自由也有相当程度上的限制。从民国二年的《寺庙管理条例暂行规则》到民国十八年的《监督寺庙条例》，政府对寺庙创办学校、寺庙财产纳税、主持的传继等管治措施等政府己经降低了介入神圣事务程度，但是政教不分的现象仍然很严重，所颁布的法令也并非法律位阶之法规。.可以说民国期间的一系列法令明显的违反了中华民国宪法，片面地对佛道教和民间信仰进行管治.政府为了其政治的目的，长久以来就把宗教团体视为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使得人民的信仰宗教自由的权利遭致伤害。’政府以管理者的身份自居，行政权力极大地干预这宗教的自由.相关宗教法规的出台也并没有有效地得以执行，佛教界的利益也无从保障，反而缩小了佛教的生存空间。尽管如此，无庸置疑地是，民国时期政府努力将宗教的管理特别是寺庙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所做出的尝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宗教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事务性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