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来源于自然，生命来源于上天，这种朴素的观念来自先民长期与自然斗争的过程。限于古代的科技水平，先民的生命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各种疾病、灾难让人感到自然力的伟大和人力的渺小。但在另一方面，人又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自然界给人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能量和营养。先民在实践中逐步摸清了自然的变化规律，找到了顺应自然以求得粮食丰收、规避灾祸的方法，即掌握了所谓的“天道规则”。在顺应天道规则的前提下，天与人可以相合，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观念成为先民的基础哲学理念，它反映出人对自身存在、本质和价值的认识，在这种理念指导下逐渐形成了中国人传统的天命观。“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逻辑出发点，即《道德经》中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命观念对中国人传统的生死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天人合一是儒家、道家、佛教、道教最高层面的共同信仰。它们各有特点，在相互冲突、相互融合中共同构建起中国人的生死观。尽管它们的立足点彼此不同，对生死的理解和态度也存在诸多差异，但它们都试图通过天人合一，把人引导到超越生死的精种境界。
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把“仁”即道德作为人的本性，人生的意义在于努力理解“仁”、实现“仁”，不断的完善自身的道德修养，最终成为仁德的圣人。人生的责任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家对待生死的态度是“生吾顺事，没吾宁也”、“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儒家从天人合一、精神无限的角度否定死的终极性，儒家经典《易经》认为宇宙是一个阴阳交感、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世界。人处于这一生生不已、循回往复的世界中，个体的死亡是没有终极意义的。所以儒家认为在进行殡葬祭祀活动时，要遵循“事死如事生”的原则。儒家的孝道观源于周代，《周礼》中有大量关于丧、殡、葬、祭等礼仪的记载，几乎涵盖了殡葬的每一道环节。孔子继承并发扬了《周礼》中的孝道观念，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就丧事而言，与其仪式上治办周备，不如内心真正哀伤)。《论语》中还谈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认为“隆丧厚葬”才为孝，只有隆重对待父母先辈的殡葬事宜，深刻悼念去世的先祖，才能强化起整个社会的孝J涕之心，儒家所倡导的孝道观在客观上对后世的厚葬之风起到了推波助斓的作用。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认为，人应该自由的生活，抛弃功名利禄、生死寿夭对人的梗桔。庄子在《知北游》中谈到:“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谬然，莫不入焉。己化而生，又化而死。”体现出一种恢弘豁达、超越洒脱的生死观，指出了一条逍遥适意的人生道路，道家认为人的生死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非人力所能改变。所以道教主张面对现世时清心寡欲，死后在殡葬问题上不厚葬，而是主张薄葬，提出了“厚养薄葬”的思想。
佛教自东汉初年由印度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演进逐渐本土化形成汉传佛教，佛教认为人生无常，但不会断灭，所有个体生命都要在六道中轮回。从本质上，人和其他生命都是痛苦的，要想摆脱这种痛苦需要累世修行达到涅架的境界。原始佛教的涅架境界是“灰身灭智”，即肉体焚烧为灰烬，心智灭除，原始佛教的涅架是真正的死亡。大乘佛教的最高境界也是涅类，但它的涅架境界是非生非死，可以在生死间自由来去。大乘佛教中汉化程度最高的禅宗认为，人的“本心”具有一种很高的觉悟，但普通人的“本心”被人世间的烦恼蒙蔽，只要能够“明心见性”}z就能够不离生死而涅槃，达到永恒。佛教对人心有很强的教化作用，能使人保持心灵的平和与清净，将人的精神带入超脱生死的境界。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其宗旨是通过修炼而达到“长生久视”“羽化登仙”的境界。道教的生死观与道家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不同之处。道教与道家都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元气运转的产物。人是形体和精神的统一体，之所以具有独立的精神活动，是受益于元气的中和之质，精神活动是元气活力的体现。与道家顺应生死变化的思想不同，道教认为要实现长生，应当使形体和精神处于动态的平衡当中。将修炼、服丹药与道德修养相结合，最终突破生死局限。
中国的哲学和宗教不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可以互补包容。一个人在不同的方面，如:伦理观、公共生活、个人生活、生死观等，可能各自受不同哲学思想和宗教的影响。无论是哪一种哲学思想和宗教，最终的目的都是帮助人摆脱对死亡的恐惧，过上平静洒脱、自由自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