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死观上的不同，导致了两者在丧葬观上的差异。儒家历来在丧葬上强调“人土为安”，并十分重视对尸体的保护，把“慎护”先人发肤作为后人“扬名后世”的行孝方式，对孝子而言，要“事死如事生rr，这才是孝的最好表现。因为儒家观念认为，人死后会以其它形态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中，这个未知世界与现实世界具有相似之处，人们仍然“生活”着，所以要保持现实世界中肉体的完整性。但自从佛教传人中国，并在民间广为流传以后，儒家的“慎护发肤”的丧葬观念与传统的土葬葬法却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佛教认为人所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永恒，这是超越了肉体限制的永恒，与肉体无关。所以佛教使用的火葬不会使人的灵魂受损，仅是将承载灵魂的躯壳焚烧。这些与儒家伦理道德相悖的观念、作法，遭到了一些士大夫的激烈反对和批判。程颐道:“古人之法，必犯大恶则焚其尸。今风俗之弊，遂以为礼，虽孝子慈孙，亦不以为异”0王安石说:“父母死，则蟠而捐之水中，其不可，明也;禁使葬之，其不可，亦明也。然而吏相与非之乎上，民相与怪之乎下，盖其习之久也，则至于栽贼父母而无以为不可，顾曰禁之不可也。呜呼，吾是以见先王之道难行也”。他们纷纷斥责火葬为“不孝之大者”，“伤风败俗，莫此为甚”，“惨虐之极，无复人道”，他们在上书朝廷加以严厉禁止的同时，还企图以自己的行为来扭转这一风气。他们在生前纷纷表示其家或本人治丧不用火化，而且对于倡议火葬或对火葬之禁施行不力的官员多加指责，然而正是这些指责更从侧面说明了宋代火葬的盛行，不然他们不会在其生前强调“死后切勿焚我”，或不用浮图法火葬。而统治者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秩序，使伦理纲常得以不衰，社会安定，达到统治长久的目的，必然要提倡儒家贵贱有别的土葬制度，而反对火葬。对此，建隆三年(962)三月丁亥，宋太祖赵匡胤所说:“王者设棺撑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近代以来，遵用夷法，率多火葬，甚愈典礼，自今宜禁之。不仅如此宋朝为了确保火葬禁令的推行，还制订了具体的惩罚措施，并将其载人刑律之中，以示重视。此外，针对死无葬身之地的贫苦百姓，宋朝政府专门设置了漏泽园、义家等墓地，来解决其火葬的问题。火葬的盛行不仅是在表面上对丧葬方式的改变，更深层的体现了儒、佛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生死观、丧葬观的不同，也是对中国长期以来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的一种挑战，是一场挑战与维护“华夷之辩”观念的斗争，而火葬禁而不止的事实表明作为维护者的宋代儒家学说的受挫，其影响力的削弱。对于火葬的使用与否，不仅是统治阶级和士大夫阶层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宋朝整个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严重影响到宋朝封建统治秩序的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