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纳西族丧葬仪式中，一个人的去世，不仅是亲属的大事，也是一个家庭、一个村子的大事。这个丧葬能否完满，关系到这个家族、村子、亲族的名誉，如果亲属或村子中哪个人无故缺席，或出工不出力，或背后说闲话，这些都要被人所不齿。只要一听到与自己家人、族人有关的人去世，相关人员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赶到吊唁、慰问，并听从主人家的安排，分担相当义务的活动。”这些反映出纳西族在处理民族内部结构时的一种心理形态，即表现为一种“和合至善”的道德观。人们通过相互间的挟持、相互间的互助来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完善自身的修养。和的目标是实现“至善”，就是要建立和善、和睦、和谐的社会，人的所有活动准则都是在这一文化得影响下而正常运行。文化本身就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在和文化主调下形成的民族心理，就更渗透着万物交融、互感、互应的氛围。

    纳西族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不断孕育出新的文化因索;另一方面，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以双刃式的传播方式，趋人纳西族的各个方面，如建筑、服饰、婚丧、文学、艺术等。这些外来因素逐渐与纳西族的传统文化或新文化因子相融合，纳西人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和文化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或可以这样解释到，纳西文化不仅仅是不同时期、不同的社会思想潮流长期交汇的产物，它代表了某种文化因子，这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因子，纳西族才能在繁杂的文化形态生产生活中，集合组成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形成独特的文化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