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对待现实及情感的态度不同。小乘佛教主张“人我空”，到了大乘佛教，又主张“法我空”。在他们看来，因为错误地认为有了实我，才产生了我执，这就是烦恼障;因为错误地认为有了实法，才产生了法执，这就是所知障。正确的认识，就要破除我、法二执，证得我、法两空。故佛家对现实及情感持排斥、抹杀、超离态度。但诗之境，或者说真正的艺术，则以现实生活及主观感情为源泉、为核心。按现在的文学理论:现实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惟一源泉”。按中国传统的见解，诗的核心是主观情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认为，张旭的书法之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喜怒窘穷，忧想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

    而“今闲师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于淡相遭，颓堕、靡、溃败，不可收拾，则其于书，得无象之然乎?””论的虽是书法，但作为诗论也无不可。中国古代诗论特别强调诗歌艺术的抒情特征，以唐以前诗论为例，孔子曾经说诗“可以怨”。孟子也说“《小弃》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屈原有感于“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切肤之痛，决然喊出了“发愤以抒情”的口号。司马迁在蒙受了莫大的屈辱之后，终于悟出了”《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王符“诗赋者，所以颂丑善之德，曳哀乐之情也””。陆机“诗缘情而绮靡”。挚虞“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

    ②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不同。佛家认为，诸法实相是绝对的，它不能用具体的语言名相来表达。即所谓“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于一切法无言无说”，“言语道断”。认为用语言文字表述道体是“向虚空里钉撅”。《五灯会元》》卷十二，谷隐曰:“才涉唇吻，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但文学是语言艺术，诗境的创造虽并不完全在于文字语言，亦离不开文字语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不言谁知其志?”如果取消了文字语言，也就取消了诗歌艺术，故南宋刘克庄说:“诗家以少陵为祖”，其说曰:“语不惊人死不休”。禅家以达摩为祖，其说曰:“不立文字”。诗之不可为禅，犹禅之不可为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