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论者把“境”归结为“非有非无”，是为了说明外境的虚妄。而要证得外境的虚妄，又不得不承认外境的存在，然后再以内识、外境的因缘合和而生，彼此相缘相依而共存的思维论证方式来论证外境的虚妄。诗论家则忽视或抛弃了佛学关于外界虚妄的臆想结论，而从其思维论证方法上受到启示，并进而以“心”与“物”、“情“和“景”、“虚’与“实”来构成诗之“境”作为一个存在体的两个方面，而不把它们作为异于诗之“境”的两个不同存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诗之“境”最终强调或突出的是心与物、情和景、虚与实的相交融，整体合一。

    前人对此也曾多有论及。如王世贞在《艺苑危言》中评张籍、王建的乐府诗，认为虽一善言情，一善征事，但终不能使情景事融会贯通，所以说“境皆不佳”。清初画家布颜图明确提出“情景者，境界也”。王国维进一步强调:“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朱光潜在1942年前写定的《诗论》中认为:“诗的境界是情趣与意象的融合。”宗白华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认为“意境是‘情’与‘景’(意象)的结晶品”。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人们才把传统艺境论中关于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有关论述纳入诗境论的框架内。另外，佛学论者以“境”来指称世间万有，也与现在对于文学的界定有相通之处。我们说文学是一种反映现实的社会意识形态，它当然包括“所认识的对象”和“对对象的认识”，而这二方面又都可以称之为“境”，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也是一种“境”的再现或创造。

    基于以上所讲的外部条件和内在根据，佛论之“境”理所当然地会渐渐地渗透到诗论、艺论中来。但是，诗论之“境”并不完全等同于佛论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