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清代入关时间的加长，尤其是随着满族与汉族的逐渐融合，满族文化中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汉族文化的因素。这种文化的变迁有的比较明显，而有的却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同样，新制度的颁布并不意味着原有文化的彻底转变或消失，而是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旧杂陈，共生共存。丧葬制度作为丧葬文化的一部分，也毫不例外地经历着演变与变迁。

    汉族文化，其木质是儒家文化，以儒家文化的眼光来看，讲究“入土为安”，而认为满族长期以来实行的焚化尸骨的火葬行为属不孝，应该保留先人遗体的完整性。在儒家文化的长期熏陶卜，清朝的统治者逐渐接受了汉人的土葬礼俗，并最终将之制度化。在康熙时期，民间就已经实行了土葬，在《康熙会典》中有记载:“顺治九年题准:直省懂，夕匕者暴骨草野，各令委员掩埋，仍将埋过数目报部。又令:各地方官十空闲官地，设立义家，凡死不能葬，及无主暴骨，进行收埋，如有好义之人，收瘫贫尸，及掩埋枯骨数多者，地方官勘实，给匾涟奖。在北京的考占材料中也有康熙朝土葬的证明，如1961年海淀门头村发现的康良亲下杰书墓(死十康熙三十六年)即是土葬”。

    真正大规模地严禁火葬、推行土葬应该是在乾隆时期，并颁布了明确的制度，使之上升为国家意志，乾隆帝十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十二日发布上谕，禁止火葬、实行土葬:“占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停，所以通变宜民，而达其孝心也。木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靡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侍奉，聊以遂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自定鼎以来，八旗蒙占各有宁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占以尽礼。而流俗不查，或仍用不化，此狙十沿习旧俗，不思当年所以不得已才出此之故也。联思人子事亲送死最为大事，岂可不因时定制而痛自猛醒乎。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枢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许火化。倘有犯者，按律治罪，族长及佐领等隐匿不报，一并处分。又乾隆五年奏准: “盛京等处旗人身故，祖莹遥远，不能送回，呈请火化归葬者。由该佐领中报都统，移咨步军统领衙门，委官往验火化。冉京外旗人奉差告假出外，身故无力扶枢回京者，呈报该处官员火化携回。其余概不许火化，违者治罪，佐领族长隐匿不报者，交部议处。这可以看做是乾隆帝对禁}卜火葬的进一步细化，包括何种情况可以视为允许火葬的例外情形，不得已必须进行火葬之时需中报并实行监督等，可见对火葬的控制之严、力度之大。制度的颁布说明了统治阶层实施立法，而对制度的更加细化则说明了对法律付诸执行，法律真正走向了实质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