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26日，位于鄂东地区的独山镇发生了一起土葬事件。死者是独山镇胡姓村的农民，没有儿子.有两个女儿，都已成家。安葬之前，家属对是否土葬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采取土葬的原因有二:一是死者生前没有儿子;二是当地农村对死者基本上都实行土葬，火葬的很少。鄂东农村有儿孙传香火之习俗，认为把尸体火化，死者下辈子就会没有后代。也就是说，家属讨论决定实行土葬，是随俗、从众的结果。在送葬的人群中，有镇政府的官员和村长，他们没有向死者家属指出土葬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也没有阻止“土葬事件”的发生。

    在独山镇.这起“土葬事件”并不算一个“事件”，因为这里基本上都实行土葬。而且，在我国广大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土葬还普遍存在。当初火葬立法的初衷是为了通过禁止土葬，达到节约土地、树木的目的，防止人们铺张浪费，大办酒席。然而，乡民却不买立法者的帐，还是按照传统的习俗对死者进行土葬。笔者对土葬事件的当事人和棺材店老板进行了调查，反映出国家法在制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民间的习俗，而是一味地按照预先设计的目标制定和颁布法律。这种没有考虑民间习俗的国家法在颁布时就受到民间法的排斥，原因在于这种国家法的制定没有结合人们的习俗习惯，最终伤及了人们的情感。胡姓农家的大女儿说:“我们当然知道土葬是犯法的，但是我们这里大多数是土葬，火葬有点接受不了，还是‘人土为安’的好。”这表明尽管颁布了禁止土葬的国家法，但是，国家法在乡土社会没有能够得到遵守和实行。“人土为安”反映了活着的人对死者的安慰，这不仅是几千年来的一种习惯。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自己亲人在内心的留存。如果对死者进行火葬。就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一种遗憾:烧去了对死者的情感。政府推进型法治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自上而下实行的法治，这种自上而下的法治因受决策者认知力的局限，在推行过程中，破坏了人们对法治的美好愿望。在政府推进型法治进程中，由于较少考虑民间有益的习俗.最后出现了土葬事件那种规避国家法的尴尬局面，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对实现法治国家的可行性。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正在实行的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具有先天的优越性，但这并不能作为实行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在法治建设中开辟另一条道路的障碍。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有其优势的一面，但因为它过于专注政府主导，而忽略民间固有的力量、习惯和习俗，正如社会演进型法治道路学者所指出的·政府推进法治道路没有考虑广大人民的力量。”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不考虑社会背景、不关注人们的特殊生活方式，从需要或抽象的正义出发.法律移植是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