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书写的反思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0-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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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叙述往往会使作家把他个人的人文关怀与对苦难的深度思考联系起来，为作品镀上一层深深的悲剧色彩，而这种悲剧的指向几乎最终都是对于社会、民族乃至人性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理想的一种追寻。书写苦难，并不只是把伤口撕开了给人看，而前文曹文轩所说的“悲剧性快感”，更多的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就像陈晓明在《表意的焦虑》一书中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显然是以‘苦难’作为历史、现实本质而构成文学艺术表达的核心情感。现代中国文学就是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精神向导，拯救国民灵魂，医治心灵创伤则是其根本任务。”同时，笔者认为，许地山在作品中反思苦难、从苦难中觉醒，其实是受到了父亲高贵品格的浸润和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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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许南英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对许地山的影响颇深。许南英是晚清进士，近代台湾著名诗人，他常常把儒家的仁义道德、处世哲学运用到子女教育之中。他曾以“落花生”作比，要求子女们为人做事要脚踏实地，不求虚荣，这给子女们留下了深刻烙印。许南英又是位爱国人士，疾恶如仇，思想进步，充满爱国热情，常常以“生无建树死嫌迟”来警示、鞭策子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带领着台湾军民死守孤城台南，甚至卖掉自己的家产以充当军铜，坚决抵抗日寇入侵。他在沉痛中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要忘记台湾，那里是他们的故乡。辛亥革命后，日本为维护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改变了士绅政策，承诺只要许南英回台湾，便可以得到高官厚禄，许南英愤然拒绝，写下了“他生或去来观化，今生不愿做遗民”的爱国诗作。父亲许南英的高尚品格、道德操守、爱国情怀对许地山为人原则与治世目标有着最早、最深刻的影响。
我国新文化运动蓬勃时期，正值许地山关键的求学生涯之初—在北京燕京大学读书。期间，一批接受西方新思潮的知识分子，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抨击封建专制主义以及封建主义所造成的愚昧落后和旧的伦理道德，宣传新思想，宣扬自由、民主、人道主义、个性解放、进化论等思想。许地山积极投身到新文化运动的热潮，1919年5月4日，他被选为燕京大学的学生代表，走在游行示威的行列之中。1921年，他与郑振铎、沈雁冰、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12人联合发起和成立了“全国性”的、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连年的军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唤起许地山的良知和责任感，郑振铎的《许地山选集》序言中认为正是由于许地山“找到了抗日救国的正确的光明的大道”，所以，他自“五四”以来创作的作品不论从风格还是从选材而言，都“变得尖锐得多，现实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