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地山来说，苦难的书写是有诱因的。其诱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孩提即开始的颠沛流离的人生，和不得不面对的死亡与苦痛。两岁时，四叔与堂叔相继过世;五岁时，大伯父离世;1895年，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许父镇守台南败落，举家迁回大陆，寄宿广东汕头;1918年，其父病故;1920年，许的第一任妻子林月森客死上海。正如他在《空山灵雨弃言》开篇写道:“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接二连三的生死离别使得许地山短暂的人生始终未从悲痛中清醒，使他积怨成泪，泪又成川。二是宗教对许地山一生思想的深刻影响。

    这些宗教义理给许地山提供了丰富的书写苦难的给养，佛教的“一切皆苦”，道教的“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基督教的受苦受难才是救赎的途径。例如他通过《债》中的老夫人之口说出“你多念一点书就知道生命即是缺陷的苗圃，是烦恼的秧田;若要补修缺陷，拔除烦恼，除弃绝生命外，没有别条道路。”许地山通过宗教的义理告诉人们，活着就注定了缺陷和烦恼，苦难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生存的基本状态，是无法逃离的，是命运的给予，是自我的救赎。三是许地山所处的时代。那是一个社会激烈变动的年代，多灾多难。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同盟会成立、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南昌起义、“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构成了他从出生到逝世的全部生活背景。新旧交锋中，如许地山一样觉醒的知识青年，似乎看到了希望的光亮，但这微弱的光又时时被残酷的社会现实所遮挡，用鲁迅在20年代的评价就是“是大抵热烈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地看见了周围无涯际的黑暗。”所以，许地山的“为人生”必须要写出当时人的人生之苦，书写个人悲观之苦，社会现实之苦。正如他在《序<野鸽的话>》中说道:“人类底被压迫是普遍的现象。……我所看见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