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宗教身份，意味着在价值理性原则上必须维护佛教群体的公共合法权益。这一点说明他们忠于自身职责，也许可以让他们在佛教界得到尊重，却不能够让他们在政治共同体中受到认可。如果他们选择权力、地位，则效果正好相反，他们得罪的只是作为管理对象的“自己人”—佛教信众，而不是动辄影响位置的权力分配者。前者是在价值理性层面的坚持，后者是在工具理性层面进行的选择。后一种选择的决定因素是权力、利益，而与前者决定因素的道德、良知无涉。那么，无论最后做出何种选择，都说明了当事人进行过深思熟虑，他们的行为都是充满理性的，只是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决定了他们的立场，也决定事件的实际走向。

    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之中，宗教空间政治从宗教层面转移到了政治层面，伴随这个转移过程的是协会领导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利益联盟。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个人道风的弱化。深人挖掘此类现象的结构性原因，可以发现其根源在于宗教参与城镇化过程中制度体系的建设与监督管理上。

    首先，从爱国宗教协会领导的选拔机制来看，协会精英的晋升机制是否有一套独立自主的选拔标准，能否根据宗教传统、自身特性、时代背景建构出一套适合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既促进宗教在国家社会中的公共交往，能够维护宗教群体的合法权益，又能够以此形成有效的制度建设，对于试图为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具备约束功能。

    其次，由于地方权力分配者在分配资源的过程中，能够代表公共权力赋予协会管理者相应的名分，而宗教活动场所受爱国宗教协会管理。在这种官僚政治体系之中，意志不坚定的个别爱国宗教协会管理者就容易在宗教同源性与政治同构性之中徘徊，时而以宗教身份统理教内事务，时而在公共事件中做出自己的政治投机举动。

    最后，从地方官员的执政行为来看，地方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能否依法执政，是否存在结党营私现象，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依法规范政府部门的管理，在政府部门中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是杜绝政商教合谋现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