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丈内烧三戒香，觉苑中点五更烛，云窗下诵大乘经，看公案语录。热煮茶水互招呼，直指心宗互附嘱，菩提达摩做知音，迎叶做师主。

    这就肯定当时白族宗教哲学思想产生了转变，即从密宗转到禅宗。禅宗与密宗，虽同是佛教，而其派别戒行之异是不容混为一谈的。明人郭文曰:“滇人所奉皆西域教，初无禅讲宗也。”((重修玉案山笨竹禅寺记论》)郭文所说，滇人所初奉的不是禅宗，而是密教，这是确切的。

    密教何时传人滇中，始为滇人所奉?关于这一点，一般认为在唐代，这点没有异议。如伍雄武先生认为:“大致是在南诏时期，即中唐以前。”，胆是在中唐、初唐，还是晚唐学术界又有不同的说法，《筑竹寺无相禅师塔铭》云:“佛法自汉明时人中国以来，云南远在荒服之外，未间闻有奉其教，至唐其教渐盛，南夷俗奉佛尤众，而其戒行与禅宗大相远矣”。所谓“其戒行与禅宗大相远矣”的密教是至唐代而渐盛的，在唐以前则“未闻有奉其教者”，讲得很清楚:即密教是在唐代传人的，近人罗膺中氏进一步认为是唐代贞观中传人，罗氏曰:“据云在贞观中，其人则观音大士也。”此说多为学者所微引，影响较大。但罗氏所根据的是《白国因由》网，而此书出自后世密僧之手，他们为弘密法而虚构白子国，实不可信。并且，罗氏还在《张胜温梵画警论》一文中推出这样的结论:南诏密教应是贞观三年传人的，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西藏密教之兴起，应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期，而松赞干布即位，约相当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而佛教密教此时刚从印度传人西藏，便立刻从西藏传人南诏，这是不可能的;一般认为密教只有在西藏普遍流行之后，才有传人南诏的可能性，更何况密教在松赞干布大力倡导下借助政权在藏传播，但松赞干布一死，密教就被西藏原奉的本教摧毁。可见在唐贞观中密教在西藏自身立足不稳，怎么谈得上向外传播呢?

    考察吐蕃与南诏及中原三者关系史来推测密教进人云南时间。吐蕃在赤松德赞执政期(754-797年)，就西藏宗教发展而言，它已战胜了本教，赤松德赞迎请印度密教大师莲花生等到大译佛经，创建桑那寺，举行盛大法会度官民子弟三百余人出家受戒，密教在西藏的规模大振，开始向外弘扬。而当时吐蕃自公元七世纪以来就四处扩张把其军事实力，延伸到洱海区域，吐蕃与南诏之间，长期征战不已。公元704年，吐蕃王器弩悉弄亲征南诏铁城(今丽江塔城)并战死于城下。可见此时双方军事敌对很深，南诏是不可能接受敌方的宗教一密教的。而此时南诏和中原王朝则相处甚好，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8年)以后，蒙舍诏得到唐王朝的支持统一六诏，南诏进一步靠拢唐王朝的同时，对吐蕃则更加敌对，也就更不能接受和容许密教在南诏的传播。但唐与南诏之间好景不长，由于唐的边官对南诏施加种种压力，为南诏王阁罗风所不能忍受，当时吐蕃便乘机插手其间，终于在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南诏叛唐而归附吐蕃，并接受吐蕃的册封:“赞普锤南国大诏”。从此，南诏与吐蕃友好达四十二年之久。恰恰就在南诏与吐蕃友好的这段时期正值西藏赤松德赞执政而大兴密教。因此，密教从西藏传人南诏，无论是从西藏宗教的发展形势上看，还是从与之间政治关系上看，是初唐还是中唐都不可信。而吐蕃、唐、南诏三者先后而亡，时移世易，时间更无从可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