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绘画的容纳与本土化
来源：作者：sfjny.cn
日期：202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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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代，被傅抱石先生称为“可以说是完全的佛教美术时代”，这时的佛教艺术发展已经普遍化，除了建筑、佛经外，彩画佛像发展速度更快，有“严饰作佛像，彩画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一说。人们对佛教的崇拜与信仰、善画佛画的功德使得佛教绘画发展更加迅速。佛教活动的兴起，大大促进了佛教艺术的发展，佛教绘画得到了)‘一阔的发展，尤其出现了曹不兴、顾恺之、卫协，他们并称为中国三大佛画家。在融合了外来精品佛画的艺术之后，创造出了属于中国的佛教艺术，他们的高超技艺使得世人为之惊叹。
据《图画见闻志》记载，曹不兴是最早的佛像画家，被称为“吴国八绝”之一，善于吸收外来艺术之法。曹不兴作画之初，是按照印度佛教造像摩画的，后不再照本宣科临摹佛像，而是在外来佛画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审美与喜好，进而有创造出属于中国化佛像的可能性。如日本藏画纹带佛兽镜中佛像表现出的高超技艺，其创制时间大约在三国、西晋时期，此佛像衣着飘逸，线条流畅，有明显的中国式“褒衣博带”的风格，这种潇洒自如的佛教造像即为中国化佛像的创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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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曹不兴是魏晋时期乃至整个绘画史中的开创性人物的话，那么卫协在绘画史中则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伟大画家。《占画品录》中日“占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之中，追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颇得壮气，凌跨群雄，旷代绝笔”。卫协所作佛像，完全超越了印度佛像的模式，他完全是把印度佛教绘画原有的特征摒弃，创造出了中国化的佛像作品。卫协所做佛像服饰考究，完全摒弃印度式的服饰特征，代之以中国传统的简洁飘逸的汉服，对于佛像汉化有非常大的影响。
顾恺之的佛画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巨大，作画主张意在笔先，力求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和内在本质。在佛教人物画中，顾恺之的《摩话图》最为震撼，画中维摩话身披重裘，衣纹线条流畅有力，技法纯熟。他的佛画作品已不再按照佛教原型去描绘了，而与当时的魏晋之风相适应，具有时代气息。顾恺之所绘维摩话清瘦、神态自若、超凡脱俗的文人士大夫形象，符合当时社会的审美风尚。
我国佛画家所创造的佛画基本以经书为参考，再而以外来佛画范本临摹加创作，这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创作规律。而戴透所作佛像，与印度、西域所传佛像迥然不同，正式创立了中华民族自己的佛画艺术。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说:“昔有梵僧带过棉布上本，亦与寻常画像不同。盖西国所称仿佛其真。今之仪像，始自晋戴透，刻制梵像，欲人生敬，时颇有损益也。”正因为有了戴透所创中国佛像的样式，刁‘能有后来历朝历代的佛画发展。
张僧蒜的佛画是在戴述父子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风貌，张僧蒜善于融合传统艺术的优点，使自身的艺术刁‘能发挥到极致。由于当时的统治者大力发展佛教，与外来的佛教艺术联系更加紧密，常有外国的艺术使节带着佛教艺术画来中国交流。正是有如此交流，张僧蒜所创造的佛像具有“奇形异貌”“诡状殊形”之说。此外，还有陆探微、曹仲达、萧绎等画家的佛画技艺精湛，不拘泥于印度佛陀造型样式，大胆创新融合本土特征，为我国的佛画艺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佛教绘画发展的隆盛时期，佛教绘画不仅在我国国内盛行，而且流传于日本、朝鲜等国家。魏晋时期的佛教绘画多见于卷轴，其造型多临摹印度佛像样式，风格优美纤巧;北朝的佛教绘画多见于石窟中，风格伟大富丽;南朝的佛教绘画多见于寺壁，风格率真恬静且颇具新意。这时期的佛教绘画充分体现出自印度佛画传人中国始，中国传统绘画所发生的变化，佛教绘画开始融合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以及中国传统审美特征，中国传统绘画容纳了佛教绘画全新的样貌，呈现出本土化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