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唐代到唐玄宗都对佛教采取控制和扶植并重的方式。唐高祖对佛教保持谨慎的态度，颁布《沙汰佛道诏》，整顿佛教界。他确定京师及各州的寺庙数量，界定僧侣的年龄和品行，防止奸徒躲避律法混人寺院，肃清僧侣的不法行为，控制寺庙的土地和财富。唐太宗进一步加强政府对佛教的管理，颁布《道僧格》’等诏令，限制僧尼人数，对私度者处以极刑，并以度僧数量和质量作为掌事官员的考核内容。’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开始重视佛教。武周建立后，利用佛教强化统治，大力倡佛，修造寺宇和佛像，武则天笃信华严宗，参与佛经翻译，题写《开经渴》，支持修凿龙门石窟，’“’武周朝是佛教发展的黄金期。中宗和睿宗两朝依然沿袭了武则天崇佛的宗教政策。玄宗对佛教的态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了削弱武周以来迅速膨胀的佛教势力，颁布《令僧尼道士女冠拜父母救》’《禁百官与僧道往还制》iii《禁坊市铸佛写经诏》’等诏令，有效地控制了佛教的扩张。开元二十三年是玄宗对佛教态度的转折点，他正式提出三教合一的政策，儒佛道并重。同年，玄宗御注禅宗《金刚经》并颁行全国。他优容密宗，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在玄宗的支持下，翻译了大量密宗经典，开创了中国佛教密宗先河。天宝五年，不空为玄宗灌顶，玄宗阪依佛门成为菩萨戒弟子，佛教重新得势。对唐统治者而言，佛教不仅是僧团的事务，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的事务。统治者管控佛教规模，在避免成为政权隐患的前提下，通过削弱或者提倡，调整对佛政策，把控僧团数量和僧团势力，使僧团的发展符合国家的利益，并且把佛教文化纳人唐文化体系之中，实现文化融合，使佛教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意志。